最近，胖东来在经历了舆情风波之后公布了员工结婚执行标准。在这个新的标准中，胖东来坚持了其董事长的婚嫁观，规定其员工结婚不允许收取或支付彩礼嫁妆，给双方家庭造成经济压力和精神包袱等等。
但考虑到之前一些媒体对胖东来干预员工个人生活的批评，胖东来也在法律上做出了应对，那就是制定了企业价值观条款，胖东来在文件中称，如果违反公司制定的结婚标准，视为违背企业价值观，自违反之日起12个月内，只享有法定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不享有公司给予的超出法定之外的各项奖励及福利。

应该说这一次胖东来关于员工婚嫁的规定，在合法性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表明了胖东来在坚持自己的企业价值观的同时，也非常认真地考虑到了企业规章制度的合规性、合法性，也充分考虑了社会各界，对于这样一家明星企业的员工管理规定的不同意见。我相信其法务一定是做了相应的专业上的考虑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规定，仍然没有完全规避一些法律上的争议，这是因为它是以惩戒性的、负激励为导向的。它的本质特征是你没有满足企业的某些要求，你将丧失获得企业福利或者企业津贴的权利。
所谓企业价值观条款，在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今天其实司空见惯。不论是国企、民企、外企都不罕见，其中有惩罚性的，也有激励性的。激励性的价值观条款通常来讲争议性较少，比如鼓励绿色出行、低碳生活、家庭和谐甚至健身，公司因为员工实现了公司所倡导的行为而给予员工一定的激励。但是，否定性的、惩罚性的企业价值观条款，往往就会有相应的一些争议。
这是因为，惩罚性的条款在实践中，很容易变成对员工正当劳动收入、权益的约束。比如有的企业就经常以精神面貌、着装等各种非重要工作组成为由来克扣员工的正常收入。
从这次胖东来的做法来看，胖东来非常担心在这方面被人诟病，因此特别指出，仅涉及在国家法定津贴以外的企业福利。加班费该给给、正常的福利该发发，企业额外给的，只奖励给自己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员工。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规避了这个争议的，但是不是能够完全避免争议，也仍然存在一些模糊。
相比于一些公司动辄规定“使用苹果手机将被辞退；开特斯拉上班将被扣发工资”来说，胖东来的这些规定已经非常尊重员工。而且他所倡导的合理婚嫁，也反映了社会的正确风俗，争议更少，但胖东来的行为与许多引起争议的企业家行为一样，反映了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企业家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规范员工，企业家将企业经营行为与自己改造社会的意愿紧密结合。从而引起了企业经营当中的人事权、劳动管理权向员工个人生活范围内扩张的一种趋势。
所以今天讨论的不仅仅是一个胖东来的一个价值观条款是对是错的问题，而是资本对于社会生活到底应该具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是企业家应该将他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局限在哪些范围的问题？
毫无疑问，明星企业家、明星企业对于生活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经济领域，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具有移风易俗、引导潮流、引领时尚的这样一种作用。在有些时候，他们为公序良俗站出来发声，运用自己企业管理的力量来为公序良俗站台，当然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权力的扩张是另外一回事。
当我们为企业家行善而打开权力之门的时候，我们要警惕为另一些企业家作恶也打开了大门。尤其是在社会价值观多元，人们对于何为正确风俗还常有争议的地方。企业家是不是企业里的爹，这个爹对子女到底有多大影响力，在很多时候是需要讨论的。很多企业家对员工完全做不到胖东来这样，但是不是也可以像胖东来这样要求员工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关注的不是胖东来这样一个特例，我们担心的是胖东来这样一个先例。
因为一个特例可以用摸索、尝试、情况特殊来包容，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好企业、好企业家，而一个先例则意味着创设了一种权力，意味着一个远不如胖东来谨慎、厚道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可以像胖东来一样去干预员工生活。
资本的权力要有所节制，不论为善为恶都应该知道边界。这对于社会重要、对企业的持久经营、良性经营也非常重要。像胖东来这样的好企业太难得了。在很多时候，尽量避免争议、韬光养晦、在商言商，可能对企业、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我们支持作为一个特例的胖东来，但仍然担心这样一个特例被简单地确立为一个先例。